中草藥發(fā)展史

中藥發(fā)展史

　　古代藥物知識的起源和積累

　　中國勞動人民幾千年來在與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通過實踐，不斷認識，逐漸積累了豐富的醫(yī)藥知識。由于太古時期文學未興，這些知識只能依靠師承口授，后來有了文字，便逐漸記錄下來，出現了醫(yī)藥書籍。這些書籍起到了總結前人經驗并便于流傳和推廣的作用。中國醫(yī)藥學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斗爭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總結，對于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有著巨大的貢獻。由于藥物中草類占大多數，所以記載藥物的書籍便稱為“本草”。據考證，秦漢之際，本草流行已較多，但可惜這些本草都已亡佚，無可查考�，F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稱為《神衣本草經》，著者不詳，根據其中記載的地名，可能是東漢醫(yī)家修訂前人著作而成。

　　《神農本草經》全書共三卷，收載藥物包括動、植、礦三類，共365種，每藥項下載有性味、功能與主治，另有序例簡要地記述了用藥的基本理論，如有毒無毒、四氣五味、配伍法度、服藥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劑型，可說是漢以前中國藥物知識的總結，并為以后的藥學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將《神農本草經》整理補充，著成《本草經集注》一書，其中增加了漢魏以下名醫(yī)所用藥物365種，稱為《名醫(yī)別錄》。每藥之下不但對原有的性味、功能與主治有所補充，并增加了產地、采集時間和加工方法等，大大豐富了《神農本草經》的內容。

　　到了唐代，由于生產力的發(fā)展以及對外交通日益頻繁，外國藥物陸續(xù)輸入，藥物品種日見增加。為了適應形勢需要，政府指派李勣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經，稱為“唐本草”后又命蘇敬等重加修正，增藥114種，于顯慶四年（公元659年）頒行，稱為《新修本草》或《唐新本草》，此書由當時的政府修訂和頒行，所以可算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藥典。這部本草載藥844種，并附有藥物圖譜，開創(chuàng)了中國本草著作圖文對照的先例，不但對中國藥物學的發(fā)展有很大影響，而且不久即流傳國外，對世界醫(yī)藥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以上所述是中國古代藥物知識的三次總結，以后每隔一定時期，由于藥物知識的不斷豐富，便有新的總結出現。如宋代的《開寶本草》、《嘉祐補注本草》，都是總結性的。到了北宋后期，蜀醫(yī)唐慎微編成了《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他將《嘉祐補注本草》與《圖經本草》合并，增藥500多種，井收集了醫(yī)家和民間的許多單方驗方，補充了經史文獻中得來的大量藥物資料，使得此書內容更為充實，體例亦較完備，曾由政府派人修訂三次，加上了“大觀”、“政和”、“紹興”的年號，作為官書刊行。

　　明代的偉大醫(yī)藥學家李時珍（公元1518～1593年），在《證類本草》的基礎上）進行徹底的修訂，“歲歷三十稔，書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編成了符合時代發(fā)展需要的本草著——《本草綱目》，于李時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書載藥1892種，附方11000多個。李時珍在這部書中全面整理和總結了十六世紀以前中國人民的藥物知識，并作了很大發(fā)展。他改繪藥圖，訂正錯誤，并按藥物的自然屬性，分為十六綱，六十類，每藥之下，分釋名、集解、修治、主治、發(fā)明、附方及有關藥物等項，體例詳明，用字嚴謹，是中國本草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也是中國科學史中極其輝煌的成就。李時珍長期親自上山采藥，遠窮僻壤，遍詢土俗，足跡踏遍了大江南北，對藥物進行實地考查和整理研究，并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力辟迂儒之謬論，痛斥方士之邪說，糾正了古代本草中不少藥物品種和藥效方面的錯誤，才使《本草綱目》一書達到前代一切本草遠未達到的水平，這部書在十六世紀初就流傳中外，曾經多次刻印并被譯成多種文字，不但對世界醫(yī)學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也是研究動植礦物的重要典籍。清代乾隆年間趙學敏編成《本草綱目拾遺》一書，對《本草綱目》作了一些正誤和補充，增藥716種。由漢到清，本草著作不下百余種，各有所長，但可稱為總結性的，只有上述幾書。其余如地方性的《滇南本草》（明·蘭茂）、專記外來藥物的《海藥本草》（唐·李殉）。記載食物療法的《食療本草》（唐.孟銑）、記載救荒植物的《救荒本草》（明·朱橚）、側重藥物鑒別的《本草衍義》（宋·寇宗黃）、側重藥物炮炙的《炮炙論》（南北朝劉宋·雷敩）以及便于學習誦讀、翻檢查閱或臨癥參考的中小型本草多種。清代道光年間，吳其浚的兩部專論植物的著作：《植物名實圖考》和《植物名實圖專長編》問世，前者記載植物1714種，后者描述了植物838種。對于每種植物的形色性味、用途和產地敘述頗詳，并附有精確插圖，尤其著重植物的藥用價值與同名異物的考證，所以雖非藥物專著，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中國古代人民關于藥物的知識還收栽在許多醫(yī)學和方劑學的著作中。例如東漢張仲景所著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東晉葛洪的《肘后備急方》、唐·孫思邈的《干金備急方》和《千金翼方》、宋·陳師文等所編的《太平惠民和濟局方》、明·朱橚等的《普濟方》等等，不勝枚舉。

　　這些書籍中收載的藥物和方劑，很多至今還被廣泛地應用著，具有很好的療效。很多中草藥的療效不但經受住了長期醫(yī)療實踐的檢驗，而且也已被現代科學研究所證實。有些中草藥的有效成分和分子結構等也已經全部或部分地研究清楚。例如麻黃平喘的有效成分麻黃堿、常山治瘧的有效成分常山堿、延胡索止痛的主要成分四氫掌葉防己堿（延胡索乙素）、黃連和黃柏止痢的主要成分小蘗堿（黃連素）、黃芩抗菌的主要成分黃芩素、大黃瀉下的有效成分番瀉甙等等。為了保證藥物的療效，中國勞動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對于藥物的栽培、采收、加工、炮制、貯藏保管等方面，也都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大量事實證明，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通過長期實踐所積累起來的醫(yī)藥遺產是極為豐富、極為寶貴的。我們應當珍視這個祖國醫(yī)藥學的偉大寶庫，努力發(fā)掘，加以提高。

　　返觀國外藥物知識的發(fā)展，以埃及和印度為最早。公元前1500年左右埃及的“papytus”（紙草本）及其后印度的“Ajurveda”（阿育吠陀經）中均已有藥物的記載。希臘、古羅馬、阿拉伯在醫(yī)藥的發(fā)展中也有悠久的歷史，如希臘醫(yī)生Dioscorides的De Materia Medica”（藥物學），古羅馬的Galen（公元131～200年）所著“Materia Medica”（藥物學），阿拉伯醫(yī)生Avicenna （公元980年）所著“Canon Mediclnae”（醫(yī)藥典）等都是專門的藥物學著作，對古代醫(yī)藥學的發(fā)展都有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