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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眼看人 【凱迪網(wǎng)絡】 2006-10-22 22:36:57發(fā)帖
嘉賓介紹:蔣慶,1953生,字勿恤,號盤山叟,江蘇徐州人。1982年畢業(yè)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生于1953年的蔣慶,祖籍沛豐,出生金筑。他被認可他的人贊為當代大儒,但又有許多人認為他只是欺世盜名……
依照中國文化的評判標準，西方文化是什么文化
記者：把追求道德仁義放在第一位的文化，是我們中國的儒家文化。而把強力、霸權、功利、私欲放在第一位的則是西方文化。如此看來，儒家文化就是先進文化了？
蔣慶：建立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tǒng)上的儒家文化，體現(xiàn)了源遠流長的圣人之道，在構筑我們當代的先進文化中，應該有它明確的地位和作用。
記者：先生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評判標準”。那么，按照中國標準，西方文化又是怎樣一種文化？
蔣慶：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按照中國“圣人之教”的文化評判標準，是典型的“霸道文化”、“功利文化”。霸道是指國與國之間相處的關系，功利是指國內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關系。這種文化追求的是強權政治，是功利至上，是武器先進者勝，是所謂人的利益最大化。按中國士大夫的標準來看，是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是喻于利而非喻于義，所以這種文化是“霸道文化”，是“小人文化”，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
只有道德，才是衡量文化是否先進的標志。
記者：可是現(xiàn)在有些人把“小人文化”、“霸道文化”視為先進，甚至產(chǎn)生崇拜，因為這套文化能產(chǎn)生出先進科技、優(yōu)良物品與先進武器，能帶來最大的商業(yè)利益和經(jīng)濟效益。先生如何解釋？
蔣慶：這是評判標準發(fā)生了問題。用西方標準衡量，凡是“能打” 、“能賺”的文化就是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化。要“能打”，就要有最先進的武器；要“能賺”，就要有最強大的跨國公司；美國能制造最先進的武器，能產(chǎn)生最強大的跨國公司，所以在當今某些人心中，美國文化就成了崇拜的對象。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一個文化建立在功利與強權上，不管你給世界帶來了多少方便，要用自己的暴力強力去壓迫別人、征服別人，是行不通的，別人是不服的。因為壓而不服，別人會不惜魚死網(wǎng)破，利用你創(chuàng)造的方便反抗你，最后與你同歸于盡。不能為萬世開太平的文化，很難說是符合人類良知和道德的先進文化。用孟子的話說，先進的文化就是“以德服人”的文化，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文化。只有道德，才是衡量文化是否先進的標志。
誤解人性導致功利膨脹
記者：的確，在文化上我們應當有自信。謙謙君子不能因為被霸道小人打了一巴掌，就學著去做小人，甚至做一個更霸道的小人。
蔣慶：你的話中已蘊含著很強的反省意識，或者說道德感。但是西方文化中卻缺少反省意識。從“9·11”到阿富汗戰(zhàn)爭，再到伊拉克戰(zhàn)爭，學術界有沒有反省我不太清楚，至少現(xiàn)在政治界并沒有深刻的反省。
說得更遠一點，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及本質上是“西方內戰(zhàn)”的冷戰(zhàn)，雖在痛苦的教訓中增加了和平因素，但從總體上來講，西方人這幾百年來利用堅船利炮開戰(zhàn)，由此發(fā)家并獲得了優(yōu)勢。他們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規(guī)則下暫時是贏家。所以沒有意識到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非常危險的。缺乏反省，又導致了現(xiàn)在的“9·11”，進而陷入伊拉克戰(zhàn)爭泥潭而不能自拔。
記者：為什么西方人沒有反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能力？
蔣慶：這是由他們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價值決定的。例如他們的宗教認為個人是可以道德的，社會是不可能道德的，因此在上帝之國沒有來臨前的人類歷史中，他們雖然也承認暴力是一種惡，但由于國際社會不可能有道德，只有靠暴力來維持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所以暴力是維持國際秩序的“必要之惡”，這就為國際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宗教理由。而極端世俗的羅馬文化剛好相反，認為國際秩序的穩(wěn)定取決于國際間力量的平衡消長，保持一個超強的國際力量是和平的先決條件，這就為“武器先進者勝”的邏輯找到了美好理由。此外，他們在研究市場經(jīng)濟時把自私的“經(jīng)濟人”作為他們的基本出發(fā)點（如亞當·斯密)，他們研究政治時也把自私自保的個人作為國家起源的出發(fā)點（如霍布斯)。總之，他們的民主、人權、法治的思想都是非常功利地看待人性，這是他們最要命的地方，這是根源性的錯誤！他們對人性的理解出現(xiàn)了偏差，把人的物質欲望視為人的本性，進而把自由也視為人性。
記者：那么中國文化中講人性嗎？如何理解人性？
蔣慶：當然講。按照中國文化的看法，自由只是人實現(xiàn)其人性的條件，而不是人性本身。人性本身并不自由，而有其先在的規(guī)定性，《中庸》所說的“天命之性”就是人的先在規(guī)定性。這種“天命之性”才是真正的人的本性，是上天賦予人的永恒不變的善性。人的“天命之性”具體表現(xiàn)出來就是仁、義、禮、智、信“五�！保侨说牡赖卤拘�。人性不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我們必須去實現(xiàn)的上天賦予我們的天性。所以應該從道德價值上來看待人性與世界，而不能只從功利欲望上來看待人性與世界。
自由民主沒有德性
記者：自由和民主是西方文化的兩面旗幟。他們在國內高舉，也致力向全球推銷，甚至發(fā)動戰(zhàn)爭也要把自由和民主涂在彈頭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讓人欲說還休，先生如何看待？
蔣慶：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市場經(jīng)濟等等，無疑會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東西，但西方的自由民主本身是有問題的。一個人的私欲是私欲，十個人的私欲也是私欲，一國民眾的私欲仍然是私欲，而且是更大的私欲。民主的合法性基礎是民意，而民意的基礎實際上是一國民眾的私利！民眾投票為什么投這個不投那個？都是從利益出發(fā)的。所以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民主國家，有可能就是私利最大化的國家。
我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把人的私利欲求放在政治的首位，作為政治的根本點與出發(fā)點。因為投票的基點是每個人自己的利益，即私利。不是因為總統(tǒng)更道義，我才投他的票，而是他能給我更多的利益和好處，如刺激經(jīng)濟、減少稅收或者增加就業(yè)機會什么的，我才投他的票。就是說民主存在的最大問題，在道德上是很低的，是功利性的，是平庸性的，甚至是庸俗化的。
西方民主制度解決的是程序合法性與民意合法性問題，這不是一個價值問題
記者：如按照中國的道德標準，西方人可以說沒有道德。他們的道德就是遵守法律，是被動的，而不像中國文化一樣，要求人們主動地行善、講義、守信。但能不能說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一種不道德的制度？
蔣慶：在西方亞里士多德時代與中古時代，主流的政治學說都承認政治的最高目的是道德。文藝復興以后，從馬基雅弗利開始，在西方文明中孕育出政治逐漸脫離道德的濁流，最后達到所謂政教分離，政治中立。
西方民主制度解決的是程序合法性與民意合法性問題，這不是一個價值問題，用中國的話說不涉及“德”的內容問題。就是說程序本身只涉及形式正義而不涉及價值正義。民意也只涉及形式和數(shù)量，而不涉及道德價值。民意不涉及價值，就是說不管這個民意的內容好與壞、是與非、善與惡，只要有足夠的合乎法律的意思表示投票選舉就可以了。所以只看數(shù)量，不看質量；只看參選者的政綱是否得民意，不看參選者的人品德行是否可為民楷模。這樣，肯定會導致政治領域的道德低下，平庸低俗，甚至完全不顧人類道德。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記者：那么，中國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就一定講道德？
蔣慶：按中國文化對政治的理解，政治里面一定要有道德，要體現(xiàn)價值，并且必須用道德來指導政治、轉化政治，從而提升政治，完善政治。政治的合法性恰恰在于體現(xiàn)了道德價值，只有這樣的政治才合法，而不是在政治之外來尋找道德約束和解決方法，“內圣外王”的深意即在此。
西化使日本走上帝國主義
記者：從上述比較中，我們可看到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的優(yōu)長。但日本的經(jīng)驗似乎說明，“西化”比“中化”更有誘惑力，日本人常炫耀西化是他們成強國的法寶。您如何看待日本在文化上的變遷？
蔣慶：日本是一個讓人看重的國家，但是不是贏得人們尊重則仍是問號。日本的問題在于效法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走向帝國主義，至今仍不覺悟。
日本近代回應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經(jīng)歷了兩次根本性的文化轉向：一是向內的“脫儒入法”，一是向外的“脫亞入歐”；即一次是改變自身儒家傳統(tǒng)法家化，一次是改變東方傳統(tǒng)西方化。日本歷史上學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一千多年來沒有走上帝國主義。學西方文化才幾十年，就打敗俄國、中國，最后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成為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由此可見，日本走向帝國主義，問題出在文化上，即日本放棄了以仁道治國的儒家傳統(tǒng)，放棄東方的和平主義文化，接受了西方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
日本右派一直拒不“謝罪”的主要原因。
記者：但是，日本的右派一直沒有對走上帝國主義的病因進行反省，而是為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辯護，認為日本西化是避免東方不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因而是在保衛(wèi)東方。這是不是正好說明“全盤西化”就意味著喪失反省能力。
蔣慶：是這樣。日本右派一直覺得把日本叫做侵略者很冤枉，而認為日本是拯救者。如果說日本有錯，只是錯在武力競賽中失敗了。失敗者與勝利者沒有道德上的高低之別，失敗者為何要道歉謝罪？打一個比喻，就像在強盜世界一個人被強盜搶了就學強盜搶別人，而不認為學強盜變成強盜搶人有什么錯，錯只是錯自己的強盜之術不高，或運氣不好，被人逮住了。在一個強盜世界做強盜沒有錯，大家都是強盜，區(qū)別只是成功的強盜與失敗的強盜。
日本右派的這種看法雖然有自我辯護的性質，但確實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下的世界現(xiàn)實與心態(tài)的真實寫照。而按照儒家傳統(tǒng)，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就是錯的，不管什么理由。日本的錯就錯在染上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的毒，至今仍不覺悟。這是日本高官一直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派一直拒不“謝罪”的主要原因。
中國文化能給人類帶來希望
記者：西方文化缺乏道德，不能阻止戰(zhàn)爭，那么哪種文化能拯救人類？
蔣慶：哪種文化能夠把道德放在首位，哪種文化就能給人類帶來希望，中國儒家文化能夠把道德放在首位，肯定能給人類帶來希望！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是消除禍害人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神道德力量與學術文化力量，中國文化的道德性決定中國文化是“為萬世開太平”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