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費振鐘
文人以藥名入詩入詞，大都流于文字游戲，這是從文人寫作的角度來說的。其實中國古時的藥物名稱，特別是植物藥名稱，確實含有豐富的文學意義。這種文學意義，不單單在藥物名稱的語言修辭上，不單單在它們的隱喻、象征、諧語功能上，而在于藥物命名之中所蘊涵的人文內容，這才是文人們真正感興趣且選擇藥物作文學創(chuàng)作題材的原因。
一般說來，中國的藥物著作最早就是植物學著作，但與西方植物學的純自然科學不同，中國古代的藥物，卻兼有顯著的人文性特點，或者進一步說，它的人文性要大于自然科學性。我讀“本草”一類藥典時，除了關心那些植物藥的生長地點和它們的自然特征外，對書中有關它們與人事關系的記敘更特別留意，它往往是一段生動有趣的傳說，一種人類的生活習俗和風土人情，或者反映某個時期人對自然特殊的認同態(tài)度，以及與自然事物對應融合的譬喻關系等等。這些內容顯然有別于植物的自然科學分析而成為中國藥物典籍中特有的人文敘事。為什么會形成這個特點?我也不太說得詳細，總之似乎與中國人一向重視人本，以人類活動來確定自然意義的思維方式有關。從早期神話開始，藥物一植物往往就被賦予了更多的非自然屬性，“神農嘗百草”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它確定了中國藥物產生的人文情境，而后世之人，似乎誰也不可能越過這個情境，去單純地表達另外一種純科學的敘事。自《神農本草經》以后，歷代藥物學家雖然都想盡量準確地記錄、研究藥物，但是他們仍然在有關藥物的人文內容書寫上保持了一貫的傳統(tǒng)。那個時代，中國實際上并沒有純科學意義上的藥物，同時也沒有藥物方面的自然科學家，只有文人化了的學者和著作家，以及他們對藥物的人文化的書寫，這實在是一件正常的事。依我的看法，追求藥物的純科學價值還是追求其人文意義，并不一定要根據西方的科學標準作出取舍，也不存在誰好誰壞的問題，差別只在于我們的閱讀習慣，至少我認為中國讀者，尤其是過去的中國讀者，應該更喜歡具有人文內容的藥物著作。我所說的藥名的文學意義，其實就產生在這種人文性的傳統(tǒng)書寫方式和閱讀要求之中。
隨手從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中翻出一些藥名的解釋，如劉
寄奴草，生江東，李時珍釋名：按李延壽《南史》云，宋高祖劉裕小名寄奴，微時伐荻新州，遇一大蛇，射之。明日往，聞杵臼聲，尋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于榛林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主為劉寄奴所射，今合藥敷之。裕曰，神何不殺之?曰，奇奴王者，不可殺也。裕叱之，童子皆散，乃收藥而返，每遇金創(chuàng)，敷之即愈。人因稱此草為劉奇奴草。鄭樵《通志》云，江南人因漢時謂劉為卯金刀，乃呼為金，是以又有金寄奴之名。
又
迷迭香，產于西海大秦國，集解：魏文帝時，自西域移植庭中。曹植等各有賦，大意其草修干柔莖，細枝弱根，繁花結實，嚴霜弗凋，收采幽谷，摘去枝葉，入袋佩之，芳香甚烈，與今之排香同氣。
又
王孫，另名牡蒙，集解，唐玄宗時，隱民
姜撫上言，終南山有旱
藕，餌之延年，狀類
葛粉。帝取作湯餅，賜大臣。右驍騎
將軍甘守誠曰，旱藕者，牡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耳。
又
遠志，釋名：此草服之，能益智強志，故有遠志之稱。《世說》載謝安云，處則為遠志，出則為
小草�！队浭轮椤分^之醒心杖。
又
當歸，另名文無，為古時名藥，釋名：當歸本非芹類，特以花葉似芹，故得芹名。古人娶妻為嗣續(xù)也，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有思夫之意，故有當歸之名。正與唐詩“
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又不歸”之旨相同。崔
豹《古今注》云，古人相贈以
芍藥，相招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芍藥一名將離故也。
李時珍說他的《本草綱目》“上自墳典，下至稗史，凡有攸關，靡不收綴，雖命醫(yī)書，實賅物理”。他講的“物理”，顯然不僅僅在于植物(藥物)的自然屬性，而在于對它們所作的人文性闡釋。難怪這本書當時一出來，士大夫即家有其書、人人爭讀，能夠吸引他們的不用說是比藥味還要悠長的文學意味。
《本草綱目》已屬晚出，自有本草之學始，兩千多年時間中，文人對于藥物一植物的認識，正是如此帶著固定不變的人文觀點，而成為詩意的欣賞。由此則又可看出文人之愛談論藥物，內中還有這樣一重更深的審美心理。至于他們拿藥名入詩入詞，雖是游戲，但文字技藝的后面，卻也少不了對藥物一道所懷有的長及亙古的人文關懷，明白了這一點，你再讀那些藥名詩、藥名詞，或許就會讀出深厚的意味來。
